Prismo is just a dream of a wrinkled old man

《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书评

  在政治中探讨爱是否可能?

“自由主义的成功妨害了我们进行道德思辨的能力。”保罗.卡恩在《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开篇写道。自由主义令我们无法完整地理解政治,因为它面对一个问题陷入失语:牺牲。在卡恩看来,自由主义往往将牺牲视为某种应当并且有可能规避的不幸,而牺牲实质上却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根源。阅读此书必须越出“利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话语的谨慎边界”,在“爱与牺牲”构建的视域下,思考“终极意义的政治认同”。现代国家的诞生并非神圣意志的祛魅,而是与之处于同一谱系——国家乃“人民主权”的道成肉身,现代性是“人民”这尊新神的主显节:“当政府主张有权要求所有公民为国家的持续存在而牺牲自身时,现代民族国家必定已经建立起来了”。概言之,卡恩试图从意志论的角度解读“人民主权”,并以此为“牺牲”及“主权者召唤牺牲的权力”正名,这本书可以抽象为两个概念,即“爱”与“死”。

  不可否认,书中某些论述令人想到施密特,从对自由主义的指摘到对将“牺牲”作为政治的核心现象,甚至包括充斥行文的警句与修辞。卡恩坦言“施密特的政治理论结构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概念”,然而“爱”并不位列施密特的政治词汇表。这部书的思想脉络很庞杂,施密特或许是其底色,但不妨纳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阿伦特的某些部分被批驳,被阉割的卢梭、被简化的黑格尔隐约显现其中,混杂了不纯粹的托马斯主义。这部书的注释令人绝望的匮乏,视角却惊人的宏大,这无疑增加了寻找其理论脉络的难度。书中不乏洞见,却也相应地缺乏概念的精细,它的文化研究比政治哲学更为出彩。但这是本有趣的书,有趣之处不在于陈述真理,而在于提出挑战。

  对爱与政治的讨论无法回避阿伦特从亚里士多德主义出发对爱所下的“非政治性”断语。阿伦特将家庭与政治视为两个断裂的领域:爱只能在彼此相似的个体中产生,因为爱的激情需要投向他者因而取消了主体间性。但政治需要的恰恰是与他者共在,如同围坐在一张桌子的边沿。以爱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只能是极端的寡头政治或僭政。但卡恩断言:“阿伦特混淆了色情、浪漫与爱。她用友谊取代了爱,因为她的友谊观建立在言语与行动的公共政治德性之上。”二者的分歧在于,被阿伦特视为属于私人领域的爱却在卡恩眼中具有“无法抑制的公共性维度”。将爱贬斥入私人领域的是“混淆了爱与欲望”的自由主义,尽管阿伦特绝无可能被视为自由主义者。

  卡恩对阿伦特的批驳可能是全书最为精彩的一章,同时也可作为理解整体思路的关键。卡恩否认了阿伦特“家庭-政治”的两分法,指出家庭并非前-政治的自然领域,而是“政治权力在时间中自我实现的手段”;家庭之爱与政治之权力同样是对公共秩序的表达,而非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抗。爱与权力在此取得了某种一致性。真正与公共秩序构成对抗的是非生成性(无法产生子嗣)的色情与浪漫,前者是对爱喜剧化的表达,后者则是悲剧化的解释。但这些激情洋溢的批判并非无需检验,事实上,这种批判也非鲜有耳闻。

  对二分法的指控重复了长期以来对霍布斯构想的“自然状态”的反驳:如果家庭是政治的基础,那就不存在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家庭存在则意味着以家长为核心的政治体的存在,这构成了对霍布斯眼中极端平等、彼此“蘑菇一样”毫无干系的“自然状态”的瓦解。而将家庭作为色情的反题列入公共秩序,则已有巴塔耶的《色情史》在先。

  但对私人-公共二分法的否认是全书的基石。在对自由主义的指控中,卡恩认为私人-公共的对立本质上是非理性-理性的对立,而这种虚构的对立是自由主义不稳定的根基,这反映在宗教、市场与家庭在二分法中游移不定的位置。抽象地说,自由主义无法应对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矛盾。尽管自由主义试图诉诸多元文化主义,然而这更多是悬置而非解决之道。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共享二分法的理论基础,同样无法作为理想的解决模式,尽管前者对后者“原初状态”设想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被卡恩采纳。与阿伦特对公共领域被侵蚀的忧虑相反,卡恩认为这些跨界的因素本质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无力与片面。卡恩为理解政治设计了三个视角:理性、利益与意志。他认为自由主义综合了理性与利益,却对意志置若罔闻。而爱是意志的,“爱超越了理性”。在卡恩的论述里,这三个视角并非平行,意志高于理性成为意义的最高源泉。事实上,这是施密特对自由主义“中立性”指控的变形。但提出了一个好的指控并不意味着一个好的批判。宗教、市场与家庭在二分法中难以定位的事实只能说明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并不能说明二分法本身的失败。不同强度的自由主义或许不能对三者的位置达成共识,但无人会质疑私人与公共这一分界的合理性。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窘境并非自由主义所独有,其失败是哲学永恒的阵痛。但卡恩带着远比卢梭本人乐观与轻率的态度诉诸“公意”,视之为个体与普遍的终极超越,并由此引入了“人民主权”, “主权”又以充满中世纪教会法色彩的方式被偷换为“无错”。换言之,人民之上存在另一个“人民”,它像教皇一样是神意的化身,高踞于社会之上,其权力不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的同意,而是某个神圣的整体。

  这种观点体现在卡恩对美国历史的回顾中,他的回顾与其说是谱系学的,不如说是神话学的。“现代西方国家并非起源于社会契约,而是起源于政治性信仰的社群。”人民通过神话般的革命行动,构建了“主权者”的形象,这一“主权者”在卡恩的表述中往往混合了“人民”、“国家”与“民族”。这一主权者不是理性的造物,而是牺牲的造物,如同基督教中的殉道:“牺牲的领域从宗教抵抗转换为政治爱国主义”。人民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理解自己“也许会成为国家的工具”。事实上,自由主义并没有否认牺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然而卡恩却将之视为自霍布斯以来的国家悖论:如果国家是为了自我保存而建立的工具,作为目的的人何以向工具牺牲?卡恩认为自由主义对牺牲的保留态度“对于维持一个现代的牺牲性的国家来说”远远不够,因为公民已经将“主权者(目前属于人民)视为其自身终极意义的表达,并且在牺牲行为中看到了对这种超验意义的确认。”换言之,伏尔泰对爱国主义富有启蒙色彩的讥讽,在卡恩眼中是不可理喻的,同时他希望读者相信这一点不可理喻。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同语反复,全书从未试图提供证明:为什么政治需要充满意志论色彩的“牺牲”?这套被重新建构的政治话语是否优于自由主义?读者只是被反复告诫:牺牲以及国家有权命令公民牺牲是无可回避的政治现实。为何应该“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因为“国家已经从教会手中夺走了为公民提供终极意义的功能,那么,自由主义如今必须在国家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对应然与实然的混淆,其理论基础甚至比被批判的自由主义更不可靠。这里暗含着模糊“牺牲的必要性”与“为任何政治牺牲”的危险,而这一显而易见的区分在全书令人惊讶地未得到处理。简言之,卡恩构建了一种以国家的“终极价值”为核心的现代神义论,充其量只是黑格尔拙劣的模仿。历史应当使人明智,而非在白骨上奉献虚伪的花束。不是每一个伤口都可以愈合,因此,承认牺牲的不必要性不是自由主义的耻辱。我看不到在对后一个问题说“不”的自由主义存在任何问题。

  卡恩试图提供一个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神话所截然对立的神话,尽管他没有诉诸“自然状态”而是选择诉诸所谓的“现实”,然而他无法证明他的“现实”图景比自由主义的更为真实。普芬道夫或洛克都曾构想过比霍布斯更为道德也更具共存可能性的“自然状态”,但卡恩与之不同,他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在他的神话里,人民——或至少美国人民——天然地具有对国家或人民这一“主权者”的终极认同,并愿意为之无条件地牺牲以维持这一认同。由此他批判自由主义的软弱无力甚至一叶障目:居然无法认识到“终极价值”的存在!然而这根本称不上论证,或许人们可以通过社群形成小范围的认同,这些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彼此重叠从而可以被称为“国家认同”,但卡恩所构想的极富基督教色彩的纯粹而热烈的认同相当反经验,简直类似于基尔克果所谓“信仰的飞跃”。作者对牺牲和对“主权者”非认知性的、高强度的认同让人想到写作《同情的形式与本质》时的舍勒。

  在此可能需要回到卡恩的核心概念:牺牲。事实上,将爱与死并举一旦脱离其语境立即会显得怪异且令人不安,然而卡恩通过“牺牲”将二者联结:“政治牺牲依赖于一种爱”,换言之,牺牲是一种出于爱的死。然而与牺牲相关的“爱”却在卡恩对家庭的论述中充满悖论。卡恩认为家庭“控制与指引着爱与死的爆发性潜能”,却无法对这个命题加以证明。卡恩所谓的“爱”无法类比于“家庭之爱”,因为没有爱子女的父母希望子女死去。然而卡恩也从未试图使用子女-父母关系与人民-国家关系之间的庸俗类比。这是自然的,既然人民已经是最高的主权者,该如何设想比人民更高的存在呢?卡恩的“主权者”既是人民又是国家,或者说是以人民面目出现的国家。这里的问题或许可以用中世纪一个含混的问题来表述:上帝会爱吗?洛夫乔伊认为基督教文化中存在“两个上帝”,一个是超时间的、居于可见的世界之外的上帝,一个是在被造物整体中浮现的上帝。卡恩对“人民”的表述兼有这两个彼此矛盾的“上帝”:“人民”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如同前者,而个人与“人民”的关系似乎又意味着后者。只有将个人视为“人民”这一神圣源泉的流溢,个人对这最高存在的牺牲才可能是天然合理的。卡恩的“爱”不是现代尤其是自浪漫主义以来的人与人彼此亲近甚至相互融合的关系,而是人与超然的关系,是被基督教视为上帝的创造力的“爱”。上帝爱人,这意味着上帝的创造行为,而非上帝对人类的苦难充满同情。在这一视角下,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卡恩对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普遍人权如此不屑。

   西季维克(Henry Sidgwick)给出了一对影响深远的概念范畴:善与正义。在希腊人的伦理中,善是至关重要的,而康德用正义替代了善的地位。正义的伦理是命令式的,而善的伦理则应当是吸引人的。现代人已无法像希腊人那样相信在根本上所有人会对“何为善”达成一致,承认多元性在某些人眼中或许称不上历史进步,但这无疑更符合我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卡恩或许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尊奉甚至捍卫某些原则?然而“爱”未必是一个好的回答。卡恩这部书是一个响亮却空荡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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