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smo is just a dream of a wrinkled old man

几点看法

近日拜读了杨松林学长讨论民族主义的一篇长文,兼与友人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方法论问题,获益良多,故撰文记之。

  首先可能需要澄清方法论问题。读完这篇文章后,我认为探讨民族主义却未提及浪漫主义运动是不妥的,这点引发了质疑,友人指出,只有在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下才能如此谈论妥当与否,要求以东亚史的视角出发者大谈欧陆难免强人所难。这里可能涉及的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分歧:从社会史的角度,将“民族主义”作为介入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那我的想法不仅偏执而且愚蠢了,这种想法显然违背了逻辑的自洽原则。但从思想史出发,考察“民族主义”本身,也即其概念谱系(作为对启蒙运动普遍人性的反动的民族主义,也即从赫尔德开始的民族主义),罔顾德国哲学家的参与可能也难言圆满。多言一句,可能对理论分析与思想史的偏好以及对考据的反感,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历史系学生。以过气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的语言分析的方式来说,在我眼中,历史本身是思想的相互应答。(令人奇怪地想到了青年黑格尔对真理的讨论)提前表明自己的立场可能会减少误解,但鉴于这点与本文关系甚浅,便点到为止了。

  那么回到文章本身,依鄙见,本文用思想史的方式理解也非无稽。

  作者的主线是:民族主义作为对宗教的意识形态代替而兴起,并在当下面临解构,对人更为个体化的理解将有可能在后启蒙时代替代民族主义。

  关于第一部分,个人仅试图就逻辑问题进行讨论。“民族主义作为对宗教的意识形态代替而兴起”这个命题,具体来说,作者论述了民族主义与宗教叙事作为具有相似之处的意识形态,自启蒙运动,开始前者对后者的替代历程。这里的逻辑抽象地说可以理解为:p∈X,q∈X,p相似q,p替代q。这个逻辑难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民族主义?换言之,可以承认民族主义的叙事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宗教,但问题在于:这种叙事是否构成民族主义本质?(或者具备要素a,b,c……的集合是否有且只有p)作者认为二者的叙事都满足了人类对延续性、普遍性(或者说时间与空间的形而上学)的渴望,融入上帝之城与融入一个民族可以基于同样的心理基础,可问题在于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自视为世界公民的人(就像早期民族主义者一样)同样能够在“世界公民”这个概念中找到对延续性与普遍性的满足,不要忘记共济会就是类似实践。简言之,我不认为一定程度继承了宗教叙事的仅仅是民族主义。何况将这个过程视为“替代”(一方衰落,一方兴起)也过于简单,至少从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来看,“民族”的竞争话语是“国家”,这个词被解读为启蒙所创造的功利化的机械体,而“宗教”无论在谢林还是黑格尔思想中都占有崇高的地位。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我重申:我不能理解为何在梳理民族主义的谱系的时候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只字不提。更何况,如果单纯讨论启蒙运动在民族主义的谱系中的地位,我也没有理解前文所提及的思想模式是不自觉的继承还是时代“精神”(姑且这么说)对宗教的回应。同时,将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类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待商榷:宗教对普世性的追求与民族主义对他者的界定无疑存在差别,将内容上的差异置之不理而抽象其形式,恐怕未必合适吧?

  至于民族主义在当下面临崩塌,这个问题以超出个人学力与经验之外,难以确定。但令人悲哀的是,思想很少会坍塌,它只会腐败,变成谎言、梦魇与洗脑工具,散发着恶臭却阴魂不散。一种无法以意识感受的东西会以压抑的方式归来,比起民族主义的洗脑,我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成为撕扯公共话语的鬼魅,我们可以看到将民族主义与(党国)意识形态划等号的论调与打砸游行的行为并存。民族主义这个词令人联想到太多的悲剧与狂热,但尽管如此,我仍对那些19世纪之初搜罗他国记闻、学习异族言语的浪漫派们持有隐秘的怀念。

 民族主义至少在表面上可能会被再启蒙替代,可能彻底腐烂被送入故纸堆,但我不认为这件事反映了人类进步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期待个人主义能够挽救民族主义使之免于倾覆,但无限的个人主义是充当不了一个集体话语的替代品的,它甚至无法充当一条有效的政治原则,毕竟如果存在政治,就必须在必要的程度上限值一个人的消极自由,使人与人可以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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