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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有感

读《“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有感

  此为张旭东先生零九年讲演,近为友人所荐,重读之,或有感,率性而记之,遂有此文。然性疏懒,久不运笔,疏漏之处,万望海涵。

  

 原文链接附:http://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4_05_09_228115_s.shtml

概括一下张老师的观点:通过五四中国实现了文化换血,接触了“天下-国家”、“情感-理智”、“文化-政治”之间的矛盾,将现代性转化为自觉追求,并通过追求现代性的政治实践创造现代中国。换言之,一种新的文化可以为这个国家提供存在的合法性。

1.通过历史主义逻辑(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的时间顺序)……

  这是王德威的提法,将现代性的脉络延续到了晚清,这是谱系学而不是编年史。不明白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历史主义”这么含混的说法。

  2.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

  很难说五四的面相是单一的,五四不仅仅是现代性的自觉。至少历史学可以说,《新青年》的发行量还比不上《东方杂志》。

3.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如Ernest Gellner)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国族主义)定义为对“文化和政体之重合与一致性”的历史诉求,并把现代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定义为这种诉求的实际结果。

  民族-国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文化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普遍的,不如说是特殊的德国现象。

4.而是通过政治意识的空前高涨和尖锐化,通过政治热情和政治动员,特别是对国家和文化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国内尚未在根本上被触动的旧制度的双重抵抗和突破,不断地把一种新人、新的个体性、内在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生产出来,并把这种新人的内在规定和外在生活方式作为“新文化”确立为现代中国的精神实质和政治诉求。

  “形塑新人”的问题更复杂。的确,就延安而论,新人的面相是很奇特的:他们既不像单纯的螺丝钉也不像启蒙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他们看起来不真实地真诚。该怎么理解整风运动中的检讨书呢?说实话我很困惑。

5. 这种看似最为激进的国家形态,却又最合乎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即国家立足于文化,文化领域为政治领域提供能动因素和道德实质;而国家政治,不过是文化政治的延伸、形式化或礼仪化。

可谓洞见。但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如果需要解释一下这段话:中国保存了文化为政治提供合法性的传统结构,而五四在这个结构中注入了现代性的内容。

这段话对我来说,就是解释了中国为什么选择了一种以意识形态作为自身合法性来源的政治制度。而且可以换个方式想想,需要文化给政治提供合法性难道仅仅是中国的特殊现象?文化这个词太容易在形式和内容间游离了。如果和日本作对比,“尊王攘夷”、“万世一系”是不是文化?日本的现代化也可以在他们的传统框架内进行解释,但这种传统对现代的应答显然比中国更具有内容。

6.从这个角度看,五四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没有五四,何来传统?这么说好像有悖常识,但我们要知道,传统文化并不是故纸堆,或像阑尾一样长在中国人身体里面的某种脏器。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传统只能赋丽在生长在这个传统里的人身上,由他们来继承、批判、发扬。

五四实在很难说是激活了传统,既然这个传统在留存下来的可见物实乃寥寥。传统的留存必然需要实质,如果一定需要从框架中理解的话,那与其说是激活不如说是背叛:一个只有框架的文化是无法界定自身的,甚至可以说毫无抵抗力。如果这种可悲的留存还叫留存的话,只能想起托克维尔了,“历史中多的是摹本而很难有原作。”(或者更刻薄点,马克思?)

7. 五四传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感: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这样一段路,获得了这样一种集体认同和方向感

我支持这个论断,中国需要用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普世价值。不过,我知道新儒家、后殖民主义、民粹主义可能还有女性主义未必高兴。

8.比如“五四精神”的重个体、追求个性解放的方面,就跟它重集体、强调民族的文化重建和政治重建的诉求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

公民是否有拒服兵役的权利?自我保存权的限度在哪里?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可能在激情下掩盖却难以解决。不过思考一下国家主义在左派和右派谱系上的位置,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重申:我非常支持张老师的观点!我支持在个人、国家与普世之间建立联系!

      只是,这篇文章对我而言太像历史的神话了。(不过,历史有时候卖卖神话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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