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smo is just a dream of a wrinkled old man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一章摘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章、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

  政治差距: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发达政治体制与不发达政治体制的距离在扩大

  政治动荡:政治参与度与政治组织度的脱节

  美式传统信念: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本书认为二者实则相互独立)

  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共产主义:该问题的应答(共产主义对军变应对能力更强:意识形态提供政府合法性权威——缩小政治差距)

 

政治制度:一个社会所能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应着其政治制度和构成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社会势力:种族、宗教、地域、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集团)

 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

无明确界线

社会势力简单:社会势力可取代政治制度

社会势力复杂:社会势力通过政治制度的柔和调整作用行使权力

    社会势力利益的相互适应性是政治制度存在的前提

  维系共同体:道德和谐、互利互惠、制度化聚合(建立能反应前两者的政治机构)

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不诉诸政治行动而达到社会和谐却是人类长期不愿放弃的梦想:卢梭、马克思)

 梭伦改革实质:社会复杂化背景下政治的自我更新

 

政治制度化的标准:支持的广度、制度化的程度

  1. 适应性-刻板性:组织的年龄、组织领导人换代次数(代:各自早期的成长经历不同,列宁与斯大林交接为同代人更替,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为不同代人)、职能适应性(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革命党到执政党)
  2. 复杂性-简单性:复杂性:下属组织数量、专业化程度
  3. /特定代表政党
  4. -幕府”双元制:以复归传统表现的现代化
  5. /暴君制(“如果不说它更坏,简单的政府从根本上说起码也是不健全的”伯克)
  6. 自主性-从属性:政治具有独立于其他势力(家族、宗族、阶级)的自身利益与价值;体现广泛社会各集团利益;减少内部暴力成分(防止军变);通过制度缓解新生力量参政进程,迫使激进派改变观点(在不自损的前提下吸收新生力量)
  7. 内聚力-不团结:对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实质上的一致看法
  8. 自主性与内聚力的联系:通过自主性抵御外部破坏;政体参政人数大量增加或减少都会导致内聚力降低

 

公共利益: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定义:

  1. 抽象价值标准:自然法、正义、正当理由
  2. 特殊利益:个人(朕即国家)集团或阶级(马克思主义)多数派特殊利益
  3. 个人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古典自由主义、Bentleyism)

公共利益既非先验存在也非政治过程结果“它是一切增强统治机构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它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

  国家公共利益的近似值是构成该国家的权力机构的特殊利益的总和

  个人的利益是短暂的,制度的利益与世长存——制度的真正利益不是权力的无限膨胀,而是保证更长时间的延续

  (斯大林削弱党和格兰特削弱总统权力可谓异曲同工)

权力合法性:

  民主理论:对人民意志的体现

  程序理论:表达各方就冲突达成妥协

  制度(?)理论:具有区别其他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一个职位的利益与其他集团的利益均不重合)

  “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只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社会文化与政治机构:社会文化必须提供作为政治前提的互信

  政治先进政体:个人对与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社团的忠诚从属于并融化于国家

  不发达政体:对国家的忠诚与对小团体的忠诚相互竞争

结社能力-----政治参与-----民主

 

政治参与

  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有机整体

心理:变化的可能性与可取性,忠诚范围的扩大,普遍而非个别的价值观

智能:知识扩展、积累性不平等→均散型不平等

政治现代化:权威合理化(多重权威到单一权威)、结构离异化、大众参政化

  传统政体到现代政体的运动?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人民通过大范围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影响(政党出现,人民参政超越村落或城镇)

    忠诚扩大:早期标志常为宗教激进主义运动(穆兄会、越南佛教运动)

    集团偏见

现代化与暴力: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

原有社会组织解体、大众传媒、两极分化(暴发户要求更多权力,穷人的相对剥夺感)、地区流动、投资分配不公、为投资对消费的限制……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现代化与腐化: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

  价值观转变(一行为在特定文化下合理性的丧失——公私之别)

  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握有新资源的新团体崛起为自己在政治领域内获取影响力的产物——成为现有政体参与者而非反对派)

  政治体制输出的变革压力(法令滋彰,盗贼愈多)

  现代性价值的极端化(否认政治妥协和讨价还价的必要性)

“这样狂热的反腐败心理状态最终会带来和腐败本身类似的效果。两者都向政治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一个以私利目标取代公益目标,另一个则用法律技术价值去代替政治价值。在出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标准是升格以及相伴而来的贬斥和排斥政治表明,现代性的价值战胜了社会的要求。”

反腐败: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标准;使官员的行为大体向该标准看齐

  腐化与暴力:个人以违反体系通则参与体系的手段;并发性;暴力对政治威胁更大

  腐化与改革:使特定集团与社会建立联系(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代替物,而腐化与改革又可能成为革命的代替物)

腐化与社会结构:在相对同质文化中,现代化可能滋生的腐败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分明程度成反比(日本小于中国,印度小于伊斯兰国家)

高社会流动性与高腐化并行

两种腐化形式:金钱交换官职(现代性)官职交换金钱(现代化进程中)

腐化与外国资本:外国人对违反当地规范顾忌较少;外商控制重要生财之道

腐化与官僚体制:

高层腐败(加纳-恩克鲁玛、泰国-乃沙立)扩大不平等、低政治组织程度(不一定与政治稳定不相容,依赖社会垂直流动状况)

底层腐败(美国、印度、共产党国家)强政治制度、加强政治制度稳定性(缓和权势差距)

一定程度的腐败可增强政治体制灵活性,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

政党庇护:能够增强政党力量

  强大的政治组织:革命、政治庇护(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党;共产党)

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

政治组织能行使有效的权威并促使集团利益得以组织起来,超越个人和社会小圈子的利益。

政党最初是吸吮官僚体制的蚂蟥,但最后却变成了一层老树皮,保护官僚体制免遭像蝗虫一般的破坏性更大的集团和家族的吞噬。

 

城乡差距

政治现代化与城乡权力与稳定的转变

  1. 传统稳定:城市从属乡村,二者稳定(乡绅统治;没有中产阶级;农民未觉醒)
  2. 现代化起飞:城市从属乡村,城市动乱乡村稳定(城市中产阶级出现并开始反对乡绅)
  3. 城市突破:乡村从属城市,城市动乱乡村稳定(中产阶级取代乡绅;农民未觉醒)
  4. A绿色起义(遏制)城市从属乡村,城市动乱乡村稳定(体制内农民动员,重新建立稳定和乡村主导地位)
  5. A原教旨主义反应:乡村从属城市,城市稳定乡村动乱(中产阶级发展并趋于保守;工人阶级出现,主导地位转向城市引发乡村原教旨主义反应)

4、B绿色起义(革命)城市从属乡村,二者动乱(动员农民反对现有体制,推翻旧的社会结构)

5、B巩固现代化:乡村从属城市,城市稳定乡村动乱(掌权革命者将现代化改革强加到农民头上)

6、现代稳定:乡村从属城市,二者稳定(乡村接受城市价值观和主导地位)

 

社会演变的革命程度取决于领导人及城市反对派在城市确立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后的选择:该体系领袖动员农民参政,成为体系稳定力量;反对派动员参政:成为暴力革命力量。非此即彼。

 

政治稳定:任何一种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参与度  发达政体与不发达政体:组织度

Praetorian政体:制度化低而参与度高 公民政体:政治参与度低于制度化

 

“凡崇尚共同利益的想法皆为正确的宪法,凡只考虑统治阶级个人利益的宪法皆属错误的宪法,或谓正确形式的变态”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一定联系:阿根廷政变与反政变;印度的自治历史遗产

社会所经历的全面政治解体的程度基本取决于传统政治体制的本质

在合理化方面较差却更为复杂多元的传统政治体制在这方面遇到困难较小(中国/日本;法国/英国)

政党与现代政治

  传统延续的政体:政党起辅助作用(政党形成于立法机构内部并适应现存政体)

  传统打破的政体:政党缔造国家(意识形态、领袖魅力、主权在民提供合法性)

   政党反应政治逻辑而非效率逻辑——现代化者:试图在不建立政治稳定的制度情况下使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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