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smo is just a dream of a wrinkled old man

读书摘抄

《柯特论三大“主义”》伊马兹(Arnaud Imatz)徐卫翔

  柯特(Donoso Cortes)瓦尔德伽马斯侯爵(Marquisde Valdegamas)1809~1853

闪电般的成功,迅速的遗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50年代的再发现(施密特的“柯特精神”)

自由保守派

1832《论君主制之陈情书》:君主制与自由派中间阶层(君主制不能建立在社会最底层的支持之上)

   《外交散论》、《论选举法之基础及其与我等制度之精神关系》:主权在智而非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在危机时是一种善,结束危机后应回归“智力特权者”的“合理贵族制”

 

1838《西班牙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不是因为它是人类知性的最高阶段,而是因为它是适应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民众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形式。”

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念转变,逐渐疏远自由派

《奏伊莎贝拉二世女王陛下论陛下学习中历史的优先性》、《玛利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史》从维护中间阶层的君主制到对共同利益和集体利益负责的君主制

西班牙政府构成应结合君主、宗教和民主原则

调和不可调和者

 

1847皈依天主教  “对道德之美的敏锐感觉以及强烈的柔情”

《论西班牙与列强之关系》英美俄才是国际政治的真正主角

《历史草稿》《论大公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型

1848  《论专制》:自由终结,不是自由与专制的斗争而是来自上层的专制与来自下层的专制的斗争

调和自由与秩序:压抑

两种压抑:内在宗教压抑-外在政治压抑  非此即彼

宗教的压抑是真正的自由(令人想到卢梭的公意)

近乎天主教的人性观:非善非恶,而是堕落

善恶观:(反摩尼教)“一方面肯定恶对善的自然胜利,另一方面又肯定上帝对恶的超自然胜利……这里有对所有进步主义体系的谴责”

悲剧性的悲观主义丧失了对人的信仰而找到了对上帝的信仰

斗争并非无益:缓和灾难;天主教徒责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斗争,除了这份厚意,我们不要再向祂要求胜利的恩典”

1850 《论欧洲总体形势》:革命将发生在圣彼得堡而不是伦敦革命是“第三、第四层而非第一层的问题”,“要对付社会主义,只有一剂最彻底、最灵验的药:大公主义”

“神圣权威与人类权威已经消失”病不在统治者而在被统治者——没有基督教精神的所有制度注定失败

对俄国的预言:“如果俄国要征服欧洲,先得发生我将要说的三个事件,这些事件——听好了,先生们——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就要发生的。首先是,使社会分崩离析后,革命又瓦解了常备军。其次,洗劫了财产所有者之后,社会主义也就扑灭了爱国主义,因为一个被洗劫了财产的人就不会、也不可能再爱国……第三,必须实现一个各斯拉夫民族的强有力的联盟,置于保护国俄罗斯的影响和控制之下……那么当革命摧毁了欧洲的常备军,当欧洲只有两只军队:被掠夺者的军队和掠夺者的军队,俄国的时刻就来临了。俄国会手持武器在欧洲长驱直入,世界将目睹历史所记载的最大惩罚……还没有完,先生们。置身于被征服的、跪倒在其脚下的欧洲,俄国会全力吸收那曾被欧洲吞服并使其死亡的毒药,于是俄国也会马上因腐败而颓倒。”(简直开挂!)

想构建脱离甚至反对神圣秩序的体系必引发灾难

只有民众还未病入膏肓  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分配财富  “必须以慈善恩惠来分配”

“慈善恩惠”不是博爱的活动而是正义的活动,权力机关必须介入  王室  (国家社会主义?)

深化道德改革的必要性

 

1850《论大公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两种文明:大公主义文明和哲学主义文明无法协调

  理性主义:反道德改革自由主义否定决断,传播怀疑主义,冲淡真理

瞧不起自由派,视社会主义为令人敬重的死敌

  社会主义与大公主义:承认人的异化为社会败坏根源  社会主义:败坏由人来拯救,大公主义:由上帝拯救(“第三条道路”)

“绝对人性的伪宗教,是通向非人性之恐怖的开端。”

反绝对君主制:无限权力本质上是对上帝的冒犯和对人类的侮辱

反议会制:摧毁中间团体,摧毁社会等级制的自然正当阻力

“将战争从沙场转移到议会论坛,从膂力转移到精神时,议会制就使战争从激情高涨、工事坚固的疆场抽身而退,把它引入虚弱无能的场所。上帝总把帝国赐给尚武的民族,也总是将好辩的民族罚为奴仆。”

肯定等级秩序:“上帝对人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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