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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屠杀的三个悖论

关于大屠杀的三个悖论

  无论是理解与认同的界限问题还是罪与责任的问题,其实质都在于主体性。如果说,“我有罪”,那么“我”是谁?

  韦伯劝告世人,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必须去认同一切。(这个致力于维护客观性的战士被一些喧哗的概念打得一败涂地。)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理解,理解之后的“我”还是“我”,“我”不会被这种理解所形塑。这意味着重归思辨与行事的具有古典意味的分割,也意味着重建某种坚固主体性的努力。

  接着是“有”,“我有罪”意味着“我处于负罪状态”,这是种状态,而状态是可以被开始也可以被终结的,换言之,承认有罪必然同时承认赎罪和拯救的可能。耶稣以已之死替世人赎罪,也即,在基督教文化里,原罪被救赎了(但不是伯拉纠主义中的“取消”)。圣奥古斯丁不承认罪的本体性,也即,所谓罪,就是善的匮乏。

  然而大屠杀重构了人类的形而上学。故德里达将大屠杀视为“前所未有”,这不仅仅是在损失或受害的层面上说的。

  倘若大屠杀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绝对意义上的恶,那就意味着它是未被耶稣之死救赎的原罪。而所谓原罪,意指“存在即罪恶”,消弭这种罪恶的方式就是不存在。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所有法西斯分子(不管是前法西斯分子还是现在的法西斯分子,不管忏悔的法西斯分子还是不忏悔的法西斯分子,因为绝对存在本身就消弭了时间因素)都应该去死。可是当年的德国纳粹就是这么看待犹太人的。那么换一种方式,“负有原罪者”不等于“原罪”本身,那该如何言说原罪的存在?在这里原罪以可笑的方式变成了上帝:负有上帝恩宠者不等于上帝的恩宠,人所受的恩宠是有限的而上帝恩宠本身则是无限的。但有限的存在怎么证明无限存在?(安瑟伦给出的证明兼具了巧妙与滑稽。)

  而同时,原罪的存在也意味着至善的存在。可当我们将大屠杀作为现代原罪谈论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作为与原罪对峙的另一方?自由吗?似乎它是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可奥古斯丁早就证明了自由无法与原罪抵消了。更何况,存在实际的问题:假如自由是这个时代的至善,那我有没有选择成为一个恶棍的自由?(包括粗鲁、狂热、杀人、反智和偶像崇拜)自由实在过于宽泛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中性价值。我们被迫注意到这种尴尬,倘若我们将大屠杀作为原罪讨论,我们只能被它拖入“深渊”。

  这就是现在讨论“我有罪”这句话遇到的第一个悖论:既缺乏稳固的主体来承受这种罪恶,也没有绝对的善来审判这种罪恶。于是罪与人的面孔一并模糊不清,消失在历史主义里,成为只有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古旧档案。

  

  为什么将大屠杀视为原罪?因为不可宽恕。但是为什么不可宽恕?可不可能设想对大屠杀的宽恕?

宽恕意味着,你必须抛弃自己的主体性,你必须替一个无法发声的人发声。直白地说,你必须代替死者说话。可是谁能够代替死者?你怎么能确定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死者会宽恕加害者?甚至生者?维特根斯坦认定只有非常痛苦的人才能够同情别人,pity,panic的词根都在pan。如果没有死去就无法宽恕,可死者本身是不可能开口的。那么宽恕究竟是人的事情还是上帝的事情?宽恕的存在意味着裂缝的存在。在上帝隐退的情况下,宽恕是没有神的神启。  

  这是第二个悖论。如果将大屠杀视为原罪,我们会变成法西斯;如果将大屠杀不视为原罪,我们缺乏宽恕的主体。

 

  第三个悖论是关于罪与责任的。如果将二者分离开来,意味着存在“无罪的责任”,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导致了悲剧发生但主体性不会得到玷污的空间。“我有责任”指的是,我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间接或直接地促成了某一悲剧的发生。“我有责任”让人想到康德,它首先是指,我有自由意志,我在没有被胁迫并出于理性选择做出了某件事,而这件事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现在我以自身承担这一后果。

  可是这句话套用到现实很荒唐:我自愿并出于理性对犹太人举起了枪(或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举起刺刀),我自愿并出于理性杀人、强奸、纵火、放毒,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将导致受害者的死亡,现在我愿意承担后果(比如把我绞死或者枪毙)。

  或者,对没有上过战场杀过人者:我自愿并出于理性支持一个极权政府,我愿意做这个国家的公民。我知道我的犹太邻居消失了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我只知道这个政府可以帮我解决失业金和住房问题。我知道我的国家在对外发动战争可是我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可是我有什么责任呢?

  康德伦理学在这里变得非常奇怪的原因在于:康德需要预设理性自由意志与后果的对等性,可是在第一个语境中缺乏这种对等性;同时需要人为理性关注的是“首要”问题,可是在第二个语境中出现了“理性驱动下的非理性”。

  对罪与责任的分离必然需要界定二者的界限。可面对大屠杀该怎么说:“我有责任但我没罪?”

  或者需要换一种理解,责任意味着在主体不被玷污的情况下对罪的承担,比如勃兰特之跪。或者说正是因为承担了罪才完成了主体的救赎,也即“知罪者无罪”,“知”这个动作既是承担又是救赎,这是种内向的、没有上帝的救赎,这里的“无”不意味着消失了,而是被接纳了,被整合了,或者说,被说出来了,被见证了。但这不意味着罪或罪的主体获得了更新,变成了新的或者完整的存在,而意味着,我终于见证了自身的千疮百孔,看到大屠杀之后伤痕累累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在讨论大屠杀的时候需要用精神分析的语言的目的所在。“知罪者无罪”,这就是第三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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